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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阮浩波, 王乃昂, 牛震敏, 贾鹏.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及驱动力分析[J]. 地理学报 , 2016, 71 (5): 873- 882.
[RUAN Haobo, WANG Nai'ang, NIU Zhenmin, JIA Peng. Spatial pattern of ancient city site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Mu Us Sandy Land during Han Dynast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 2016, 71 (5): 873- 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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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及驱动力分析
阮浩波,, 王乃昂,, 牛震敏, 贾鹏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兰州大学干旱区与沙漠研究中心,兰州 730000

作者简介：阮浩波(1990-), 女, 河南洛阳人,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历史地理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E-mail: rhbpds@163.com

 通讯作者：王乃昂(1962-), 男, 山东郓城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与水循环、环境变迁与历史地理。E-mail: wangna@lzu.edu.cn
修回日期: 2015 -12 -7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530745, 41371114);
摘要

运用最近邻指数法、空间分析法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址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31处古城址进行点格局分析,得出古城遗址间平均最近邻直线距离为25.5 km,属于凝聚分布模式。汉代古城遗址主要集中在4个集聚区,即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秦长城—秦直道弱影响区（B）、西南集聚区（C）及西北集聚区（D）。其中,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占古城址总量的48.4%。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呈西疏东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背景下,地貌和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主要制约城址的选择,而政治、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空间结构起主导作用。
关键词: 毛乌素沙地; 古城遗址; 汉代; 空间格局; 驱动力;
Spatial pattern of ancient city site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Mu Us Sandy Land during Han Dynasty
RUAN Haobo,, WANG Nai'ang,, NIU Zhenmin, JIA Peng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er for Arid Area and Deser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Fund: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530745, No.41371114;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31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the Mu Us Sandy Land based on Nearest Neighbor Index (NNI) analysis, space analysis and coupling analysis.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ite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Point pattern analysis of 31 city sites indicates that, the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of city sites is 25.5 km, which belongs to causal distributional pattern with the 4 causal distribution regions: the strong influence area of the Great Wall of the Qin Dynasty - the Straight Road of the Qin Dynasty (A), the weak influence area of the Great Wall of the Qin Dynasty - the Straight Road of the Qin Dynasty (B), southwestern cluster district (C) and northwestern cluster district (D) and the strong influence area of the Great Wall of the Qin Dynasty - the Straight Road of the Qin Dynasty (A) is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 with a proportion of 48.39% of the total. The city sit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Mu Us Sandy Land Desert are sparse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 and densely in the east, which may be characterized as "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paper includes a discuss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ity sites, notably, human factors and natural factors. Although climate condition, landforms and water resources mainly restrict the selection of the city, human-driven forces, including political, military, and transport conditions, hav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location and the number of the city sites.
Keyword: Mu Us Desert; ancient city sites; Han Dynasty; spatial pattern; driving forces;
1 引言

古城遗址是一个地区历史的标本。古代特别是汉代,城区尚未突破城墙的限制[1]。古城遗址的分布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内在的地理空间格局及分布特征,这些特征与周围自然环境以及物质文化密切相关,并在长期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下形成和确立[2]。对于古城遗址空间格局的研究,能够了解古人生活与自然环境及人文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毛乌素沙地古城遗址的研究以往侧重于使用环境考古和历史文献分析法,通过定性或半定量的方法,以古城的变迁反演环境变化[3-10],透视环境变化的过程与规律。随着GIS技术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考古遗址时空分布进行研究,在重建自然环境背景、解读人地关系演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新成果[11-23]。

毛乌素沙地地处37°27.5' N~39°22.5' N、107°20' E~111°30' E之间。西汉时期毛乌素沙地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东汉之后才逐渐变得干冷[24-26],自然环境较现代相对优越。其地貌、植被、土壤等地理要素具有强烈过渡性,是环境变化的敏感区域。该时期研究区处在沙漠化逆过程阶段[27-30],区内不仅有丰富的古城址,而且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或农牧过渡带,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繁荣,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置格局。本文运用最近邻指数法、空间分析法结合耦合分析法研究该地区两汉时期古城遗址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用以揭示该地区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研究团队曾对中国北方沙区百余处古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年代、形制、规模以及地质地貌、湖沼水系、植被土壤进行过多次实地考察（图1）,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数据资料[3-6]。通过城址周围遗物遗存以及附近古墓的年代,实际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对应关系等考证得出31座汉代古城遗址。

图1 研究区范围和汉代古城址位置分布 Fig. 1 The scope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location of ancient city sites in Han Dynasty

本文主要利用毛乌素沙地90 m分辨率SRTM DEM数据、水系图及遗址点地理坐标,在ArcGIS下进行处理和矢量化。其中对于水系图,将经过考释的汉代水系图（主要包括奢延水及其支流考、诸次之水及圁水考[5-6]）,与现代河流进行融合配准,同时在分析时加入湖泊分布情况的说明,以还原汉代该区水源状况。

2.2 最近邻分析

最近邻分析法属于点模式分析法的一种,最早在1954年由生态学家Clark等提出[31],应用于种群分布格局的分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测度点状空间分布格局的方法中较为成熟的一种,已应用于史前聚落分布[32]、居民点分布[33]、城市空间[34]、旅游景区[35]、产业分布[36]、地质灾害空间点[37]、流行病学[38]等一系列点状空间分布的研究当中。Pinder和Ebdon改进了最近邻分析模式[39-40],使其可以对任意空间点分布进行评估。该最近邻分析模式克服了地形带来的限制,对研究区添加正方框。在研究区域形状越接近正方形时,最近邻比率精确度越高[41]。本文将汉代毛乌素沙地古城址抽象为点,对其进行点格局分析,能更科学的探求汉代毛乌素古城空间分布情形。

公式如下： R n = d ̅ C [ ( A / n ] （1）

d ̅ = ( Σd ) / n （2）

C = 0.497 + 0.127 [ A / n ] （3）

式中：Rn为最近邻比率;d是每一点到其最邻近点的距离; d ̅ 是表示点状事物之间的平均直线距离;A是所框定研究区域的正方框的面积;n是研究区域内点的数量;C为系数。当Rn > 1时,空间点均匀分布,Rn理论上的最大值约是2.15,此时空间点呈均匀的六边形分布;当Rn = 1时,空间点随机分布;当0< Rn <1时,空间点呈集聚性分布;当Rn = 0时,表示达到彻底的集聚状态,所有的点集聚到一个空间位置。

3 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分析

根据最近邻分析模式,通过ArcGIS软件直接测量。框定研究区域正方框的面积α = 63874 km2,31处古城遗址间的平均直线距离d=25.5 km;计算C得出为6.26,利用公式（1）计算得出Rn = 0.09。由于0< Rn <1,说明两汉时期毛乌素沙地古城在空间上趋于凝聚分布。为进一步分析,制作点密度图（图2）,可以明显看出毛乌素沙地古城遗址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西疏东密的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的格局。由此可见,汉代毛乌素沙地范围内古城的分布并非随机的,而是在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影响下呈现出一定的分布规律。为便于分析此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根据遗址所在的地理位置、所属古交通古防御线路、濒水性等特点,进一步将31个遗址点归为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秦长城—秦直道区弱影响区（B）、西南集聚区（C）、西北集聚区（D）4个集聚区（图3）。

图2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密度 Fig. 2 Density of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Mu Us Desert

图3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集聚区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Mu Us Desert

3.1 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

该区分布有15处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48.39%,是毛乌素沙地两汉时期古城遗址的最主要分布区。其古城遗址东西延伸的跨度大,密度高,以秦长城为轴向外延伸,分布于毛乌素沙地东南。该区水系属于无定河及秃尾河外流水系。绝大部分古城址临河距离较近,水源状况在4个区中最好。两汉时期该区域是抵御匈奴入侵的秦长城和连接关中与塞外的重要交通孔道—秦直道通过的最主要区域。该区沿军事和经济活动的中心线设城布局。交通区位优势及军事防御对该地区影响很大。

3.2 秦长城—秦直道弱影响区（B）

该区分布有4处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12.9%,其古城遗址分布于毛乌素沙地东北区域。该区水系属于窟野河外流水系。其中3座古城址距离河谷较近,且有一座古城址紧临秦长城,另外的一座古城址虽距离河流较远,但是紧临秦直道。交通区位优势及军事防御对该地区影响比较大。

3.3 西南集聚区（C）

该区分布有8处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25.81%,是4个区域中古城遗址分布第二大的区域。其古城遗址分布于毛乌素沙地西南缘。该区除包洛浩晓古城位于黄河一级支流都斯图河阶地,其余古城址均位于内流封闭水系的湖泊附近。该地区位于秦长城和秦直道以西,位于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古城,为匈奴与汉朝交错占据和争夺[42],受到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拉锯式进退的影响较大。

3.4 西北集聚区（D）

该区分布有4处古城遗址,占遗址总量的12.9%,其古城遗址分布于毛乌素沙地西北缘。该区距离秦直道最近的古城也达到约44 km的距离,交通区位优势弱。距离秦长城更远,防御薄弱。城址主要位于湖泊区。取水状况受湖面盈缩等影响,取水状况一般。该地区同C区一样,一定程度上受到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拉锯式进退的影响。

4 城址空间分布与驱动力分析
4.1 城址空间分布与自然因素的关系

4.1.1 气候变化 毛乌素沙地属于东亚季风边缘型沙地。西汉时期,毛乌素沙地仍处于中国历史的第二暖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降水较多,植被、土壤发育较好,风沙活动受到限制,毛乌素的沙漠化以逆过程为主,沙地大面积固定,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24-25]。东汉时期毛乌素沙地处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冷期（0~600 AD）,气候转为严寒,但仍比较湿润[26]。因此,汉代时期毛乌素沙地具有相对今天较为优越的地表水环境,湖沼面积广大,腹地区有一些常年河通往内陆湖、外流河水量较大,区内环境适宜筑城和农耕。该时期成为历史时期该区古城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时期。东汉之后,北部沙漠化进程加剧、南部局部积沙,对于古城位置的选择和布局可能产生了部分影响。

4.1.2 海拔高程 DEM数据显示,研究区地势西高东低。通过将毛乌素沙地两汉时期古城遗址与90 m分辨率的DEM数据叠加可得遗址不同海拔分层设色的地形图（图4）,利用ArcGIS提取不同高程范围内的遗址数,分析遗址分布与高程的关系。结果如下：全部古城高程分布在913~1441 m之间,平均高程为1256.4 m。其中29%的古城分布在1200~1300 m的高程上面,25.8%的古城分布在1300~1400 m的高程上面。1100~1200 m和1400~1500 m的高程上面均分布了16.1%的古城。1000~1100 m和1000 m以下的高程上面均分布了6.5%的古城。古城分布数量在高程上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绝大部分古城集中于东南部海拔1000~1300 m之间的区域内。

图4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高程 Fig. 4 Altitudes about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Mu Us Desert

4.1.3 坡度 地势平坦的地区,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房屋的建造和抵御自然灾害[13]。利用毛乌素沙地地区DEM生成坡度图（图5）,然后利用ArcGIS提取不同坡度范围内的古城址数目,分析城址分布与坡度的关系。结果发现,毛乌素沙地两汉时期古城分布在坡度0.17°~6.46°的范围内。根据坡度对建筑设施的影响和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借鉴毕硕本等提出的分级方法[20],对坡度进行分级：0~3°为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3°~6°为较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6°~9°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9°~12°为不太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12°~15°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15°以上为非常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毛乌素沙地两汉时期古城分布在坡度0~3°的遗址有23个,占古城总量的74.2%;坡度在3°~6°的古城有7个,占古城总量的22.6%;坡度6°~9°的只有1个,占古城总量的3.2%。可见古城绝大部分分布在非常适宜（74.2%）和较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坡度（22.6%）。符合城市选址对坡度的要求。

4.1.4 坡向 不同坡面可获得不同的日照效果。在古代人工取暖条件有限,坡向是影响居民点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减少冬季西北风的侵扰,坐北朝南无疑是最理想的建城状态。但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的城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一般将坡向划分为4类,南向（157.5°~202.5°）是最合适居民居住的坡向,东南（112.5°~157.5°）为适合居住坡向,西北（292.5°~337.5°）和北向（337.5°~360°、0~22.5°）为比较适宜居住坡向,东（67.5°~112.5°）、西向（247.5°~292.5°）、东北向（22.5°~67.5°）、西南（202.5°~247.5°）向为不适宜居住的坡向[23]。

图5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坡度 Fig. 5 Slope about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Mu Us Desert

利用毛乌素沙地地区DEM生成坡向图（图6）,之后利用ArcGIS提取不同坡向范围内的古城址数量,分析城址分布与坡向的关系。可知,最适宜居住的坡向上古城遗址数量比较少,只有4个,占总遗址数的12.9%;适宜居住的坡向遗址数量仅有2个,占总数的6.5%;比较适宜的坡向上的遗址数量较多,有13个,占41.9%;不适宜的坡向上有遗址12个,占总数的38.7%。由此可见,该研究区大部分古城遗址的朝向符合适宜居民点的选择（61.3%）,还有少部分地区城址所在坡向不太适合居住,其原因与所在河流水系的军事防御方向有关。

4.1.5 水源 水源丰富是中国城市选址的基本原则之一[1]。生活取水和农业灌溉需要城市选址应倾向于距离河流较近的位置[43]。本文利用处理过的汉代水系图,使用ArcGIS分别对河流做出0~500 m、500~2000 m、2000~3000 m缓冲区,并将古城遗址点与河流缓冲区叠加,得到古城遗址的河流缓冲区图（图7）。结果表明,距离河岸0~500 m之内的城池相对比较多,有12个,占38.7%;距离河岸500~2000 m的古城有1个,占3.2%;距河流2~3 km的古城有4个,占12.9%。距离河水较近的古城除包洛浩晓古城外,均位于毛乌素沙地东部。西南和西北地区古城遗址距离河流虽然较远,但是绝大多数古城距离湖（滩）在12 km之内[9]。可见,研究区古城遗址的濒水性包括临河、近河和近湖3种情况,个别城址距离水源较远,主要是受军事防御需要或者交通区位的影响。

图6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坡向 Fig. 6 Aspect about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Mu Us Desert

图7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河流缓冲区 Fig. 7 Buffermap of river about city sites of Han Dynasty in Mu Us Desert

综合气候变化、地貌特征和水资源状况等因素分析,两汉时期毛乌素沙地古城址选取了当时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地段。海拔高度、坡度、坡向等局部地貌以及水源因素影响古城址的分布,绝大部分的古城址选取在东部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平缓、向阳且水资源丰富的地貌部位。其中水资源状况影响显著。毛乌素沙地地势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点,且处于东亚季风边缘区,区内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明显。毛乌素沙地东部、东南部为外流区,主要分布有奢延水（无定河）及其支流、诸次之水（秃尾河）及圁水(窟野河）,为该区域提供了较多的水资源,保证了生活及农耕灌溉;西部及西北部属内流区,多湖泊和众多短小的、永久性或季节性河流;由于湖泊的盐度及湖面盈缩不定等原因,水源状况较差。这是造成东部城市密度明显高于西部的重要原因之一。

4.2 城址空间分布与人文因素的关系

4.2.1 郡县制度和移民实边 西汉初期,汉武帝夺回河南地（今鄂尔多斯）,重新恢复对鄂尔多斯的管辖。直至东汉末年,毛乌素沙地绝大部分时间处于汉朝统治之下,政治上相对稳定。汉代延续秦时的郡县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本质上的改进[44],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高峰。该时期对研究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是汉朝实行的“移民实边”的基本国策。以（公元）前120（年）为例,汉王朝移贫民70余万迁入鄂尔多斯与河套等地,之后又实施了军屯,使当地人口急剧增加。另外采用耕牛、铁犁、代田法等当时最先进的农具与耕作方法,开启了历史上对该区进行的大规模的农业开发。由于西汉政权的强盛,中央政府先后在今鄂尔多斯及其周边设立西河、朔方、云中、北地、五原及上郡6郡。东汉时期,随着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力量的下降,区内民族战争频繁,城市才不断遭到破坏和废弃。《礼记·王制》记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秦汉时期政区幅员划定遵从“县大率方百里”的基本原则。在汉王朝不断增建新城的大背景下,毛乌素沙地现已发现的古城址之间平均最近邻距离为25.5 km,是符合文献记载的。依据《唐六典》卷三《户部度支郎中》条规定:“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根据《唐六典》,唐时尺寸是汉时的1.3倍,即汉代是一匹马一天可以行70/1.3=53.9里。经文物实测,汉1尺=0.231 m。依据中国古代“步尺法”的关系：1里=1800尺。所以,汉代一匹马一天所行距离转化为现在为0.231×1800×53.9 = 22411 m,即约22.4 km。因此可以推算出,该区域中古城与其距离最近的古城之间基本可以实现一天之内骑马就能到达。由此可见,汉代划定政区幅员的政策,对该区城址布设有深刻影响。

4.2.2 战争和军事防御 由于地处中原农耕封建王朝与北方游牧匈奴民族的交界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使得研究区成为不同政治势力互相争夺的焦点,战略地位显著。秦时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修筑长城,极大削弱匈奴对中原民族的威胁。汉代修缮秦时的旧长城,并沿“故塞”长城东侧建城,进一步增强了汉朝边疆的防御能力,形成预警和护卫汉朝边疆的双重防御体系。其中杨桥畔古城、石圪峁古城、古城界古城、大保当古城、瑶镇古城、古城壕村古城等由南向北依次沿长城建设,是长城防御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此外在该区还存在的其他具有防御作用的军城（瓦片梁古城等）或塞城（喇嘛河古城、开光城等）。这些具备军事功能的古城以秦长城为轴线,分布于该区域的东部,影响该区格局。而位于西部位于西南集聚区内的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古城,受战争因素影响,为匈奴与汉朝交错占据和争夺,变动较大。

4.2.3 交通区位 秦时修筑了南起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北至九原郡的交通干道—秦直道,对研究区古城址的空间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杨桥畔古城、石圪峁古城、古城界古城、瓦片梁古城、红庆河古城等依秦直道由南向北布设,成为秦直道上的重要支点,是中央政府同边塞九原、五原的物资囤积地和官员、移民的中途休息地和给养补充地,同时可以进行边关贸易,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据考证,汉朝多次对匈奴用兵以及昭君出塞[45]均经过秦直道,它能够将对匈奴作战的大批军队和战略物资快速运往前线,是联系关中政权与塞外的重要孔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该地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线。

4.2.4 经济和文化 一定程度上,研究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附庸于政治军事以及交通的发展,反过来影响民族的融合和地区古城址空间格局的形成。当地重要交通沿线城镇的商业贸易,以及呼韩邪单于入朝、昭君出塞、南匈奴归汉等政治事件加速了该区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融合。同时由于汉代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迅速,研究区一度成为“沃野千里,谷稼殷积”之地（《后汉书·西羌传》）,经济地位显著增强。一些地区汉族与匈奴、羌、胡人等游牧民族长期杂居融合,物质文化交流融合,影响城市建置格局。中央王朝的郡县城市建设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也影响着该区域城市整体景观。从该区已经考古发掘出的凤凰山汉墓、米兰壕汉墓和嘎鲁图汉墓等中可以见到汉族与少数民族出行、放牧、牛耕、射弋、宴饮、围猎、百戏图等[46],从中可以窥见研究区农牧并重以及建筑风格的多样化的盛况。

总之,该区域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先建城后移民的过程,同时军事屯田、以耕养战,达到了长远解决匈奴侵扰、增强地区实力的目的。其中,东部具有军事防御的长城和交通联系的秦直道附近聚集的城市数量要远远多于西部。且城市之间的距离按照国家幅员划定的要求进行设置,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规模宏大的郡县城市体系。

5 结论

（1）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呈西疏东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是自然、人文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汉代古城址更多分布在东部气候相对湿润、海拔较低、地势平缓、光照状况良好且水资源丰富的地貌部位,表现出较明显的“自然资源指向性”。外部的中央行政建制、中央政府的强盛对研究区社会生产活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起推动作用,政治、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空间结构起到主导作用。

（3）对汉代毛乌素沙地31处古城址进行点格局分析,得出古城遗址间平均最近邻直线距离为25.5 km,为寻找一些历史文献有记载而现今未曾发现的古城址提供了依据,亦即能更科学地探求汉代毛乌素古城空间分布情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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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2005年野外实地考察过程中,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神木县大保当古城、鄂托克前旗巴彦呼日呼等古城址城墙中发现&ldquo;夯层沙&rdquo;。实验分析表明其成因皆为风成,堆积时代应在建城之前,反映当时地表流动沙丘或半固定、固定沙丘的广泛分布,由此证明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在人类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这一重要发现为研究本区土地退化、沙漠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之一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具有特殊的历史借鉴意义。</p>
DOI:10.11821/xb20060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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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昂, 何彤慧, 黄银洲, 等. 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 21(3): 36-46.]
本文在追溯唐代六胡州的建置与"灵、夏之间"行政沿革的基础上, 通过对内蒙古、宁夏、陕西三省区交界处,即毛鸟素沙地西南缘的实地考察,并依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初步确定了今鄂托克前旗与盐池县境内的六个唐代古城址与六 胡州的对应关系.从古城址的时空分布格局、选址条件、人类活动方式等出发,阐述了六胡州古城址的环境指示意义.唐初六胡州北部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土地沙漠化 问题,而六胡州一带建城时因受早期沙漠化过程的影响,在局部地形部位可能分布有地表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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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昂, 何彤慧, 黄银洲. <水经注>所记无定河上游湖泽水系与古城址研究: 兼论统万城与朔方郡的关系//侯甬坚, 刑福来, 邓辉, 等. 统万城建城一千六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5: 21-32.]
[7] Hou Renzhi.The evolution of the Mu Us Sandy Land from the ancient castles in Hongliu River. Cultural Relics, 1973(1): 35-41.
[本文引用:0]
[侯仁之. 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文物, 1973(1): 35-41.]
正 我国西北部的广大沙漠中,掩藏有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就以不同时代的古城废墟来说,其数目之多,也是很惊人的。其中有的已被发现,有的还沉睡在茫茫沙 海中。只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为例,其中已经确知是古城遗址的,就有十余处之多。还有一些古城,虽然见于文献记载,但其遗址所在,至今还渺无踪 影。至于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也就是陕北和宁夏的万里长城附近一带,明显易见的城堡废墟,为数更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废墟,包括残存的万里长城在内,都是古 代人类在这一地区进行频
[8] Sun Jia, Huang Yinzhou, Wang Nai'ang, et al. Environmental background of the Liuhu County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desertification.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 22(5): 52-57.
[本文引用:0]
[孙佳, 黄银洲, 王乃昂, 等. 六胡州建城环境与唐代沙漠化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8,22(5): 52-57].
六胡州是唐代为安置突厥降户而在“灵、夏”南境设置的鲁、丽、含、塞、依、契六个羁縻州的总 称。通过野外考察、文献记载、城址现存环境分析，城墙夯层物质粒度分析等几方面，本文详细剖析了六胡州建城时的环境背景，认为现在的毛乌素沙地在唐代已经 存在大面积沙漠或者沙地，其南部也面临着严重的沙漠化问题，面积小于现在，但在湖滩地边缘，当时尚存在较大面积的季节性水草丰美之地。这对我们认识毛乌素 沙地的沙漠化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恢复毛乌素沙地的生态系统提供了决策依据。
[9] He Tonghui, Wang Nai'ang, Huang Yingzhou, et al. Surface water environment change of the Mu Us Desert during historic times: An ancient-cit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10, 30(3): 471-476.
[本文引用:1]
[何彤慧, 王乃昂, 黄银洲, 等. 毛乌素沙地古城反演的地表水环境变化. 中国沙漠, 2010, 30(3): 471-476.]
<FONT face=Verdana>古城址是研究历史时期区域人类活动及环境变化过程的良好时空坐标。毛乌素沙地中的大多数古城池都建在当时的绿洲之中,对其现状近水条件和分布格局等的研究发现,秦汉以来毛乌素沙地的地表水环境整体呈恶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湖沼湿地的萎缩和消失、外流河下切加剧但水量减小、部分常年河变成时令河、泉眼消失等等,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部水环境的改善现象,突出表现为红碱淖等湖沼在清末民初的出现和扩大。究其原因,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地表水环境的变化,总体上与气候变化过程一致,但清末以来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剧对地表水环境变化也有重要影响。</FONT>
DOI:     
[10] Peng Chao.The study on the ancient citi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southwest Mu Us Desert [D].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2007.
[本文引用:1]
[彭超. 毛乌素沙地西南缘古城址与环境变迁初步究[D]. 兰州: 兰州大学, 2007.]
[11] Wang Fang, Zhang Xiaolei, Yang Zhaoping, et al.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ites and an analysis of their driving forces in the Ili River Valley in historical period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5): 796-808.
[本文引用:1]
[王芳, 张小雷, 杨兆萍, 等. 历史时期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地理学报, 2015, 70(5): 796-808.]
<p>运用ArcGIS软件对伊犁河谷文化遗址时空分布进行分析,探讨了遗址时空演变特征与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从夏&#x02014;西周到清&#x02014;近现代6个时期中,遗址数量及在总数中的比重、出现频率呈倒&#x0201c;V&#x0201d;型变化,从萌芽阶段到巅峰阶段,至衰落阶段。② 遗址的空间分布格局由前3个时期的&#x0201c;东高西低&#x0201d;转变为后3个时期的&#x0201c;西高东低&#x0201d;,人类活动空间重心发生了转移。③ 遗址主要分布在1~5级坡度上,其比重由春秋&#x02014;秦时期的75%增至清&#x02014;近现代时期的93.75%;而遗址集中分布高程则由春秋&#x02014;秦和西汉&#x02014;南北朝时期的4~8级转移到后3个时期的1~4级,且其数量表现出明显的从高海拔的山地丘陵向低海拔平原、从高坡度向低坡度转移。④ 研究区遗址演变模式与典型干旱区遗址迁移模式相反,表现为特殊的&#x0201c;中上游&#x02192;下游&#x0201d;迁移的&#x0201c;湿润模式&#x0201d;。⑤ 研究区文化遗址分布、时空演变受政治、经济、生产力等人文因素和地貌、海拔、坡度、气候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由于其气候湿润,水资源丰富,虽然遗址分布和演变表现出一定的河谷谷地、阶地、平原、水资源等&#x0201c;自然因素&#x0201d;指向性规律,但更突出表现为生产力水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商贸交通等&#x0201c;人文力量&#x0201d;指向性规律,这一点在中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p>
DOI:10.11821/dlxb201505010     
[12] Li Zhongxuan, Zhu Cheng, Wu Guoxi, et al.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Henan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1): 1527-1537.
[本文引用:0]
[李中轩, 朱诚, 吴国玺, 等. 河南省史前人类遗址的时空分布及其驱动因子. 地理学报, 2013, 68(11): 1527-1537.]
基于ArcGis10.0 平台分析了河南省史前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濒河性、空间集聚度等指标。结果显示，18.8%的仰韶期遗址分布在河流的1 km缓冲区内，而龙山期遗址只有16.5%，其濒河性呈减弱趋势。豫西山区、南阳盆地、颍河&mdash;淮河地区龙山期遗址的空间集聚度比仰韶期分别增加了0.006，0.016 和0.021，暗示龙山时期的自然条件逊色于仰韶期导致人类活动范围受到局限。遗址密度3-D分析表明，河南地区史前人类活动格局从仰韶期的&ldquo;单核型&rdquo;演化为龙山时期的&ldquo;多核型&rdquo;。这种空间格局的变化可能与5.4 kaBP降温事件相关，而且龙山期的气候特征与仰韶时期相比显得温凉、干燥，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加促使史前人类活动核心区从豫西山区向豫东平原和豫北平原地区扩散。同时4.0 ka BP前后河南地区的干旱、洪水、低温等自然灾害频发亦加速了人类活动范围的快速扩展，并且石家河、大汶口、关中等史前文化类型向河南地区的渗透，造成河南龙山文化类型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布的复杂化。而全新世早期的裴李岗遗址和晚期的二里头遗址数目较少且均匀分布于嵩山两翼，初步推测环嵩山地区是河南史前文化的肇源地区。
DOI:10.11821/dlxb201311008     
[13] Bi Shuoben, Ji Han, Liang Jingtao, et al.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in Zhengzhou-Luoyang Region based on index model.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10): 1454-1462.
[本文引用:1]
[毕硕本, 计晗, 梁静涛, 等. 基于指数模型的郑州—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分布.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10): 1454-1462.]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14] Yanglin, Pei Anping.Spatial modality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in Luoyang are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32(8): 993-999.
[本文引用:0]
[杨林, 裴安平. 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形态研究. 地理科学, 2012, 32(8): 993-999.]
<p>史前聚落与聚落之间按照一定的社会组织原则, 在空间上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各种聚落群聚形态, 不仅是当时人类一种普遍生活方式的反映, 而且还为窥探和研究史前社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个视窗与平台。以中原核心地区洛阳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主)为例, 作为史前聚落群聚形态和社会演变的代表与典范展开研究。以仰韶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洛阳盆地为研究重点, 基于GIS技术对该地区已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的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空间相互关系、以及与地形、地貌的空间关联等进行可视化的表达分析, 并充分挖掘空间及属性信息, 揭示&ldquo;聚落群&rdquo;与&ldquo;聚落群团&rdquo;的组织形态特点, 辅助分析该地区聚落形态和社会演变规律, 为史前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空间分析支撑。</p>
[15] Chen Cheng, Wang Hongzhi, Shen Yaqiong.A case study on paleolithic site distribution based on GIS in Danjiangkou Reservoir submergence zone. 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 2008, 20(1): 17-21.
[本文引用:0]
[陈诚, 王宏志, 沈雅琼. 基于GIS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时空分布规律的研究: 以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为例.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8, 20(1): 17-21.]
[16] Zheng Chaogui, Zhu Cheng, Zhong Yishun, et al.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from the Paleolithic Age to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Chongqing reservoir area.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8, 53: 93-111.
[本文引用:0]
[郑朝贵, 朱诚, 钟宜顺, 等. 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科学通报, 2008, 53: 93-111.]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 对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特征从遗址的时间分布、平面空间分布和垂直空间分布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采用神农架大九湖旧石器时代以来连续沉积泥炭地层的孢粉记录, 并结合前人对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演变研究, 对本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自然环境背景进行了重建. 通过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对比, 对本区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分布的时空变化与自然环境演变、自然环境灾变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研究表明, 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677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 遗址多沿江河分布, 且在河流交汇的区域呈聚集状态. 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高度明显高于历史时期. 分析认为: (1) 各时代人类都需要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1~2 级阶地为生存地点. 全新世以来, 受区域构造抬升作用, 河流相对下切, 时代较早的史前遗址往往被置于较高的海拔位置; (2) 重庆库区地形起伏较大, 在受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形成的宽谷和阶地才有更多适于古人生存的空间, 故遗址多沿江河分布; (3) 本区早期经济以渔猎和农业为主, 但在山地地区陡峭的地形限制了耕作业发展, 而在河流交汇处地势平坦, 土地肥沃, 鱼类资源丰富, 因而成为人们较为理想的耕作和渔猎场所; (4) 本地区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
[17] Deng Hui, Chen Yiyong, Jia Jingyu, et al.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 ancient cultural sit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8500 a BP.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9): 1113-1125.
[本文引用:0]
[邓辉, 陈义勇, 贾敬禹, 等. 8500 aBP以来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古文化遗址分布的演变. 地理学报, 2009, 64(9): 1113-1125.]
<p>本研究建立了8500 a BP以来长江中游平原地区，从新石器时期至明清时期7534个古文化遗址的GIS数据库，利用ArcGIS软件，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对不同时期古文化遗址分布的地貌类型、海拔高程、坡度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存在显著差别：1) 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平原边缘的山前台地&mdash;岗地和高冲积平原等海拔高程适中的地区，海拔高程较低的平原中心区与海拔较高的山地则分布很少；2) 西周以后，文化遗址分布高程呈现下降趋势，从山前台地&mdash;岗地、高冲积平原向平缓的低冲积平原转移；秦汉至明清时期，文化遗址则主要分布在海拔高程更低、坡度平缓的低冲积平原和湖积&mdash;冲积平原；3) 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空间分布模式，反映了不同生产力水平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响应特点。</p>
[18] Yan Lijie, Shi Yishao, Yang Ruixia, et al.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distribution based on GIS. Geomatics World, 2012, 4(2): 44-48.
[本文引用:0]
[闫丽洁, 石忆邵, 杨瑞霞, 等. 借助GIS研究史前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 地理信息世界, 2012, 4(2): 44-48.]
对史前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研 究,有助于了解史前人类对环境的选择策略以及聚落系统的演变规律。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河南省史前聚落遗址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分析聚落选址 与区域海拔高度、地形坡度、水系等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四个时期的史前聚落大部分分布在海拔50~400m、坡度小于3°、距离河流在 3km以内的地带。
[19] Guo Yuanyuan, Mo Duowen, Mao Longjiang, 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from the Neolithic to Shang-Zhou periods in north Shandong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4): 559-570.
[本文引用:0]
[郭媛媛, 莫多闻, 毛龙江, 等. 山东北部地区聚落遗址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变的关系. 地理学报, 2013, 68(4): 559-570.]
利用GIS软件对山东北部地区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双王城剖面沉积环境分析和前人研究成果探讨了聚落时空分布与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距今8000-5000 年间,在气候温暖湿润和海面相对较高的环境背景下,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海拔相对较高(20~200 m),地形较为平坦(坡度&lt; 2&deg;)的洪积台地和冲积平原上;西部平原地区由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而发生水患,因而很少有遗址分布。距今5000 年之后,气候暖湿程度降低,海平面持续下降,人类活动范围明显向海扩展;西部低洼地区在气候变干和海面降低的双重影响下,自然环境得到改善,也开始被古人广泛开发利用。这一时期区域文化繁荣发展,逐渐形成社会结构复杂、城邦林立的初期文明。然而距今4000 年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洪患灾害加剧,史前文化开始明显衰落。商周时期气候环境趋于稳定,文化发展再次兴盛。北部滨海平原地区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人类适应区域资源环境条件,在早期农业人群难以定居的滩涂地上形成以盐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聚落群。
[20] Shuo Biben, Guo Wenzheng, Lv Guonian.Aspect and slope analysis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 sites in Zhengzhou-Luoyang region. Science of Survey and Mapping, 2010, 36(6): 139-141.
[本文引用:1]
[毕硕本, 郭文政, 闾国年. 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坡向坡度分析. 测绘科学, 2010, 36(6): 139-141.]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GIS软件对郑洛地区三个连续文化时期的史前聚落遗址的坡向、坡度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中大部分聚落遗址分布在坡向朝南、坡度小于3°的地点,但是仍然有少部分遗址处于光照差、坡度较大的地点.
[21] Shuo Biben, Lv Guonian, Chen Jimin.Prehistoric continuous culture settlements about Zhengzhou-Luoyang region based on spatial analysi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28(5): 649-655.
[本文引用:0]
[毕硕本, 闾国年, 陈济民. 基于空间分析的史前郑洛地区连续文化聚落研究. 地理科学, 2008, 28(5): 649-655.]
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郑洛地区的史前聚落位置与河流关系的距离进行分析,可知郑洛地区史前四个文化时期60%以上的聚落遗址都在水系4 km半径的缓冲区之内。对该地区四个文化时期聚落遗址的高程分析,发现大部分聚落遗址的高程位于100 m到400 m之间,而高程值小于100 m的遗址点不足10%,并且四个文化时期遗址的平均高程值都在280 m左右。对该地区史前四个文化时期的聚落数量进行增长分析,得出了郑洛地区聚落数量具有由早到晚呈几何状不断攀升的趋势。
[22] Wu Li, Wang Xinyuan, Zhou Kunshu, et al.The transmutatio of ancient settlement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 59-68.
[本文引用:0]
[吴立, 王心源, 周昆叔, 等. 巢湖流域新石器至汉代古聚落变更与环境变迁. 地理学报, 2009, 64(1): 59-68.]
<p>以GIS 为手段， 在对巢湖流域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流域内古聚落变更对环境变迁的响应关系。研究表明， 巢湖流域新石器中晚期至汉代古聚落变更的规律主要表现为， 随着时代推进聚落遗址从高海拔逐渐向低海拔地区转移并向湖泊靠近， 这种变更响应于中全新世以来流域气候由温暖湿润向温和干燥的发展， 以及由此导致的巢湖湖泊收缩、水位持续下降和生活范围扩展， 反映了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地貌演化和水文条件的改变对古聚落变更的影响； 而各时期聚落遗址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 则与流域东部极易受河道摆动和洪涝灾害影响的地貌条件有关。因此， 气候变化成为巢湖流 域古聚落变更的重要激发因子， 对古聚落的分布、扩展、演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聚落变更对环境变迁的响应明显。</p>
[23] Xia Tonghui, Xu Wudi, Ren Yunying.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in Yulin City based on GIS.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0, 7(1): 293-295.
[本文引用:2]
[夏慧君, 许五弟, 任云英.基于GIS的榆林市历史文化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理工卷, 2010, 7(1): 293-295.]
采用GIS的空间分析方法,对榆林市历史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 进行了分析研究.首先从遗址分布的自然地形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在不同时期内古遗址的高程、坡度和坡向有一定的分布特征.其次从遗址点空间分布类型方面分 析,发现古遗址在某些地区分布具有一定的聚集性.了解这些古遗址空间分布的不同规律可以探讨研究古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
[24] ChenWeinan, Song Jinxi.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ineral, organic matter total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contents in holocene deposits and their climatic significance in Mu Us sand sea.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1994, 14(3): 1-9.
[本文引用:2]
[陈渭南, 宋锦熙. 从沉积重矿物与土壤养分特点看毛乌素沙地全新世环境变迁. 中国沙漠, 1994, 14(3): 1-9.]
根据全新世沉积重矿物组合与古土壤养分分析的结果,认为毛乌素沙地全新世沉积环境有过多次正逆变化:11-10kaB.P.、8500-5000aB.P.、4000-3500aB.P.、2700-2000aB.P.以及1500-1000aB.P.时期气候较为潮湿,土壤、植被发育较好,化学风化作用较强,风沙活动受到限制,为相对低能的沉积环境。介于其间的时期则分别为机械风化作用占优势的高能沉积环境,土壤风蚀严重,气候较为干燥。
[25] Deng Guangrong, Jin Heling, Chen Huizhong, et al.System of desertification in semiarid and subhumid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s, 1998(2): 136-144.
[本文引用:1]
[董光荣, 靳鹤龄, 陈惠忠, 等. 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 第四纪研究, 1998(2): 136-144.]
通过对我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 地区沙质荒漠化的综合分析后认为，第四纪期间不同时间尺度沙漠化的成因是有差异的。1万年前的更新世期间，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甚微，沙漠化的出现和 逆转主要受地球轨道要素制约的万年以上时间尺度的全球气候变化控制；1万年来的全新世特别是近2000年的历史时期，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已越来越大，但 沙漠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千年和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以来的现代时期，沙漠化过程既受数十年或数年的干湿气候波动作用，也受到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的 影响，但后者是主要的。
[26] Zhu Kezhen. A prelixinary study of climate change of China for nearly 5000 years. Science in China, 1973(2): 291-296
[本文引用:2]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中国科学, 1973(2): 291-296]
[27] Yang Zhirong, Zhang Meiqing.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since 800 a B P in Pojianghaizi Lake Area, Ordos Plateau.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1997, 20(4): 75-82.
[本文引用:1]
[杨志荣, 张梅青. 鄂尔多斯泊江海子地区800余年来的气候与环境变化.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1997, 20(4): 75-82.]
地内陆封闭湖泊泊江海子的湖沼相沉积进行高分辩率采样，用＾２１０Ｐｂ和＾１４Ｃ测年建立了样品的时间序列，通过对沉积物进行孢粉分析，物理、化学分析，探讨了区域８００余年来气候与环境演化的阶段性及其特征。
[28] Dong Guaugrong, Li Sen, Li Baosheng, et al.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deserts in China.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1991, 11(4): 27-36.
[本文引用:0]
[董光荣, 李森, 李保生, 等. 中国沙漠形成演化的初步研究. 中国沙漠, 1991, 11(4): 27-36.]
古风成砂及风尘沉积物是地质时期沙漠形成演化的直接或间接标志。通过对中国北方大量的新生代古风成砂的特征分析、类型划分、年代测定和岩性岩相对比,初步建立了中国北方沙区新生代古风成砂地层序列,恢复了早第三纪、晚第三纪和第四纪时期中国沙漠形成演化的轮廓,进而探讨了第四纪沙漠的发展模式与沙漠性质。
[29] Sun Jimin, Liu Dongsheng, Ding Zhongli, et al.The Mu Us desert evolution in the last 0.5 Ma. Quaternary Sciences, 1996(4): 359-367.
[本文引用:0]
[孙继敏, 刘东生, 丁仲礼, 等. 五十万年来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第四纪研究, 1996(4) : 359-367.]
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古风成砂 －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研究表明，毛乌素沙漠至少在０．５ＭａＢ．Ｐ．就已出现，但也并非从其出现之初就持续至今。沙漠－黄土边界带的风成沉积所记录的沙丘 活化和固定的多次转变是第四纪时期毛乌素沙漠对气候振荡响应的结果。五十万年来，沙漠－黄土边界带的石峁剖面记录了１３层古风成砂，代表了１３次沙漠大规 模的南侵。沙漠的南侵不仅可以发生在冰期鼎盛之时，同样也可以发生在间冰期中的寒冷气候幕出现之时。此外，鉴于沙漠－黄土边界带具有气候敏感性的特点，石 峁剖面的地层记录还表明了第四纪时期不仅有冷期与暖期的多次旋回，而且冷期和暖期发生时还有次一级的气候波动。
[30] Cao Hongxia.The Holocene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record in Mu Us Sandland [D]. Xi'an: Northwest Universit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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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红霞. 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地层及沉积环境记录[D]. 西安: 西北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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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Wu Huihua.The research on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rehistoric settlements in Central Plains [D].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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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慧华. 中原地区史前聚落分布空间模式研究[D]. 郑州: 河南工业大学, 2010.]
[33] Li Xiuli, Liu Zhanbo, Zhao Jun.Space distribution type of residential area in Shiyang River Basin.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8, 29(4): 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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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丽, 刘占波, 赵军. 石羊河流域居民地空间分布类型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29(4): 97-101.]
本文采用最近邻点指数计算方法,运用G 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对石羊河流域居民地分布类型的研究,划分了适合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居民地空间分布的5种类型,并对该流域居民地分布类型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揭示其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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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兆祥, 张薇. 鄂尔多斯市旅游空间组织分析. 现代城市研究, 2012(12): 100-104.]
运用最近邻分析方法研究鄂尔多 斯市旅游资源和景区(点)的空间分布状态,发现区域旅游空间布局呈现聚集性特征。以东胜区——成吉思汗陵和树林召镇——响沙湾为核心的空间点集聚性更强的 A、B两个簇区为典型研究对象,分析旅游边际效用和旅游活动空间行为模式,提出A、B簇区空间拓展,逐渐形成旅游轴束板块,并以单一目的地旅游模式、线型 旅游模式、基营型旅游模式、区域游模式和链型旅游模式等进行旅游活动组织。研究表明,A、B两个簇区必须联动开发,才会更好的带动鄂尔多斯区域旅游整体发 展。
[36] Gao Cheng, Liu Qinyou.Tourism cluster-based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einc areas: A case of Xuanwu Lake, Nanjing. Tourism Forum, 2013, 6(3): 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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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 刘庆友. 南京玄武湖景区旅游产业集群实证研究. 旅游论坛, 2013, 6(3): 75-80.]
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是景区旅游活力的源泉,而集群理论是提升区域产业优势的"金钥匙"。在玄武湖景区旅游相关行业和企业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区位商、最近邻点指数、赫芬达尔—希曼指数、变异系数的测算,从空间和产业关联的角度分析景区旅游集群。研究表明,玄武湖景区区位商为0.46、旅游相关企业最近邻点指数R为0.52,主要行业HHi指数趋于0,旅游产业集群已具雏形,但仍存在专业化程度不高、行业及企业间联动不足、经济效益低等问题。
[37] Qiu Haijun, Cao Mingming, Liu Wen, et al.Research on the spatial point pattern of geo-hazard: A case of Ningqiang county.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8(3):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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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 王志强, 邵琦. Ripley's L指数与最近邻空间热点分析在流行病学标点地图分析中的应用.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9, 47(3): 89-93,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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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德根, 陆林. 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空间组织. 地理研究, 2006, 25(1): 161-170.]
<p>运用最近邻分析法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阿尔山旅游区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状态,并以海拉尔市和阿尔山市为中心的空间点分布集聚性更为明显的A、B两个团簇为典型研究对象,分析A、B簇区的旅游资源特征与旅游活动类型逻辑关系、旅游地边际效用和旅游活动空间行为模式,并根据建筑学剖视图原理,运用&ldquo;使用者温度计量&rdquo;模式分析旅游地资源特征与目标细分市场游客偏好之间的紧密程度,通过有效组织强关联度的旅游活动实现A簇区和B簇区旅游资源开发。研究表明,最近邻分析模式、旅游地边际效用分析以及&ldquo;使用者温度计量&rdquo;模式为区域旅游活动空间组织提供了参考依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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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幹. 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3): 3-17.]
正 (一)昭君出塞的时代背景王昭君,名嫱(史书或作王嫱,字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宫女。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兴山县,旧属秭归县)人, 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她因出塞远嫁至漠北的匈奴,为匈奴呼韩邪单于(音蝉余,匈奴最高首领的意思,邪音耶)稽侯珊之阏氏(音烟支,匈奴语妻的意思),对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而名垂史册,留芳千古。因此,王昭君这个人物,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团结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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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坚. 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135-196.]